banner

黃寬重、虞云國對談南宋史

發布時間:2019-12-10

編者按

盡管近年來在公眾歷史領域涌現出一批宋粉,向讀者呈現出宋代的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細節和片段,但在歷史學界,專業學者也不得不承認,長期以來在南宋史中很多細節,甚至是某些關鍵問題尤待進一步梳理和探討。有鑒于此,宋史學界近年以來形成共識并提倡深化南宋史研究,112-3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商務印書館舉辦菊生學術論壇邀請學者共聚一堂探討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借此機會,《上海書評》特邀臺灣長庚大學黃寬重先生與上海師范大學虞云國教授進行了一場對談。

 

黃寬重先生長期在南宋史領域耕耘,對南宋的軍事邊防、士大夫政治、家族社會等議題都深有研究,今年還出版了新著《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系》(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7月出版,簡體中文版也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而近年來虞云國教授也在南宋研究上投注了諸多精力,先后出版了《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9月)《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8月),試圖對南宋史做一通貫性的考察和闡釋。這次對談中,兩位教授從前輩劉子健先生的宋史研究談起,既談到了南宋研究中史料搜集與解讀等技術性問題,也談到了紹興和議、權相政治、君臣關系、科舉與薦舉,士人與基層社會等南宋史領域重要而具體的議題,相信這篇對談無論是對一般讀者還是對研究者,都頗具啟發。

 

原文由澎湃新聞記者于淑娟整理。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上海師范大學虞云國教授、臺灣長庚大學黃寬重先生(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虞教授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劉子健先生的研究,而且在新書《南渡君臣》中表示要向劉子健先生表達敬意,可以先請兩位談談劉子健先生的宋史研究嗎?

 

黃寬重:1985-1986年我去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先生是我的接待教授,我與他有比較長期的交往。在這之前,他的著作已經在臺灣廣泛流行,我們認識宋代,尤其是南宋,就是從劉子健先生的著作開始的。雖然有人覺得,劉子健先生早期的一些著作放到今天來看不夠完備,但要知道他對于宋史的看法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陸續發展出來的,經過五十幾年,宋史學界對南宋的了解,從宏觀議題上來講,大概還在他的視線范圍內。所以,虞教授說要向其致敬,我很認同。而且,據我了解,劉子健先生是在很復雜的心情下寫這些論著的——當時美國要打越戰,他是積極的反戰人士,他焦慮的是,一旦美國取得越戰勝利,那么,中國會面對怎樣的情形?所以,當時他寫這些論著的時候,概念多,而一些實證工作本來是要作為長期研究的,后來因為他關心的議題一直在轉變,所以我們沒能看到他對于一些具體問題的思考。

 

背海立國、包容政治和轉向內在,劉子健先生的這三個思考對理解南宋很關鍵,虞教授對轉向內在有深入的思考,我先從我的角度對背海立國和包容政治做點說明。

 

現在我們對南宋有很多批評,認為其面對北方民族妥協軟弱。而從背海立國的論點來看,我們要思考的是,從南宋立國的形勢看,面對北方的壓力,南宋初期對外怎么建構防御系統,對內如何深化政治統治。其實南宋建構了以守為基礎的很重要的防御體系以及輔助邊防的水陸聯防,從這一點說,南宋的防御策略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南宋面對海洋、利用海洋,在經濟、外交等領域都有重要發展,雖然說陸上絲路到海上絲路的轉變從北宋就開始了,但不能忽視市舶司在南宋的發展。在歷史上,王朝力量有強有弱,那么,弱勢王朝如何生存發展,這也是值得我們去了解和思考的。我們看南宋史不能忽略這兩點對后世的影響。

 

關于包容政治,過去也有很多負面評價。在我的理解中,南宋的包容政治是皇帝利用各種力量,既讓宰相發揮權力,同時利用言官協調、牽制,它對政敵不是用殺害生命的極端手段,而是讓他離開京城。一些士人官僚的死亡多在路途中病死或其他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震懾會讓中層士大夫思考,在仕途上他可能不會從一而終。我覺得思考包容政治有兩個面向,一個是這種政治運作的推動是緩和的,有變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因為彼此包容而不會走向極端。我有一個看法——當然這可以討論和批評——面對新興強敵,南宋和北宋有很大的不同。北宋聯金滅遼之后富極而衰,我稱之為崩潰,而南宋一開始就面對強敵,戒慎恐懼地處理生存問題,可以說是癱瘓,癱瘓和崩潰有不同的意涵。有種看法以為,蒙古進來以后,徹底摧毀了傳統農業社會;其實,元朝建立以后,社會力量還是存在的,社會運作還是延續南宋的路線。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評估歷史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這是我讀劉子健論著的一個體會。包括他對言官的了解,對武官群體在南宋統治中地位的思考。把這些串聯起來,是他觀察南宋史時很值得我們借鑒、思考,甚至做出某種修正的一個思路。轉向內在是虞教授闡發特別有力量的地方。

 

虞云國:劉子健的宋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有大視野——目前我們還沒有超越他,我借用他的理論解釋南宋史也是基于這個考慮。另外,他對具體問題的思考時有一種閃光的、很準確的把握。第二個特點是,劉子健先生的大視野背后寄托著作為海外中國學者的故國情懷,這在《中國轉向內在》的結尾部分表現得尤其強烈,但他的關懷又不是直白的言說,而是通過史學來表達的。前者從學理角度我要向他致敬,后者從人文價值的角度我要向他學習。

 

劉子健著《中國轉向內在》黃先生剛才講,劉子健先生整個理論框架中三點最重要:背海立國、包容政治和轉向內在。確定這個對談以后,我也在考慮,怎么把三者做一個準確的、又是統一的理解和闡釋,我想談談我的想法。

 

第一,背海立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我在《南渡君臣》中說的紹興體制和轉向內在的外部大環境與立國的社會經濟基礎。第二,北宋也是面向海洋的,但南、北宋確有明顯差異。基于南宋立國的形勢,西北方向的物質交流被隔絕了。從軍事上講,一個結果就是南宋的戰馬來源都成問題。北宋不管怎么樣戰馬有來源,而南宋要把極少數的戰馬配給最需要的將領,這也影響到南宋先是與金朝,繼而與蒙古作戰時的軍事裝備狀況。相對的,在對外交流上,南宋傾其全力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第三,要把背海立國放在兩宋經濟重心南移的大視野中。建炎南渡以后,這個南移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講南方經濟、江南文化都與這個背景大有關系。正是基于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南宋才足以中國現有版圖中最富庶的地區來支撐對金、對蒙古的抗爭,這樣把握是不是符合劉子健先生的想法。

 

關于包容政治,我有疑問要請教黃先生,劉子健先生包容政治是什么時候提出的?

 

黃寬重:這是六十年代發表在香港的文章。

 

虞云國:我注意到,劉子健先生談包容政治涉及整個宋代。我曾對這點有過困惑,以為北宋更符合包容政治,南宋好像很難吻合。轉向內在說是劉子健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也就是說這是他晚年的思想,現在不知道、也不便猜測,他晚年思想是不是完全推翻了前期思想,我思考的是,怎么把兩者結合起來做貫通性的解釋。

 

北宋和南宋差異相當大,北宋的包容可以涵容各種反對意見,甚至相當激烈的反對意見,而南宋有其特殊的立國背景,如我主張的從宋高宗立國到紹興和議以后形成的紹興體制。盡管我將紹興體制定義為君主極權體制,但這種體制畢竟還是前近代的,并沒有全盤顛覆北宋的祖宗家法,而是在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下如何玩弄權術手段。因此,我也基本同意黃先生看法,南宋沒有用很激烈的手段處理政敵和反對派——當然南宋初期有點特殊,在政權確立過程中采取過極端措施。但是殺陳東、殺歐陽澈對宋高宗來說,始終是個污點,所以他后來把責任都推到黃潛善與汪伯彥身上去了,這說明他還是不敢冒祖宗家法之大不韙的。

 

宋高宗我認為分階段理解南宋的包容政治,可以把南宋史說得更透徹一點。一方面要考慮君主個人的做法,因為君主官僚政體下,君主的治國主張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南宋出現了權相政治,還要從不同權相的角度去考慮其階段性差異。比如,從君主的角度看,宋孝宗繼承紹興體制,但在言論上相對寬松,可以講包容政治體現得比較充分。而從權相的角度看,不同的權相以及同一個權相的不同階段表現也有不同。秦檜專政前期在整肅政敵上手段相當激烈。史彌遠則對外顯示包容,對內固守權力,但他也任用作為反對派的理學名臣,之后又通過嫻熟的政治手腕使其不能發聲。韓侂胄是個粗人,到嘉泰年間(1201—1204)對原先反對派也表現出相對的寬容。

 

至于轉向內在說,《中國轉向內在》的副標題是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我想大趨勢確實如此。但在轉向內在過程中恐怕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經濟上,兩宋延續著對外開放的路子,整個南宋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繁榮,直到南宋滅亡前還在持續中。所以,要具體問題具體討論才能既不濫用轉向內在說,又能用它來解釋整個南宋史。

 

具體分析轉向內在的過程,還是要強調不同君主的不同情況。宋孝宗整體上繼承了紹興體制君主極權的方面,但在具體政策層面又有包容的表現,他可以聽取容忍不同意見,這就對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思考中國傳統政治,君主的因素必須放到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某種程度上,一個君主決定了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

 

過去南宋史研究比較被學界所忽視,這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怎么看待近年倡導南宋史研究的學術意義?

 

黃寬重:簡單地說,學界對南宋的忽視有兩個因素。一是政治環境造成的,清末以來人們追尋的是漢唐盛世,想要擺脫歷史上弱勢的時代,我們對魏晉南北朝、對五代、對南宋了解不足都與此心態有關。即便是研究南宋,像鄧廣銘先生那一代學者,他們重視對理學、對愛國歷史人物的表彰等等,除此之外,好像看不到對南宋其他方面的進一步探討。但反過來講,學界長時期研究北宋,現在來看南宋,大家依稀覺得從北宋到南宋有繼承又有創新,那什么是繼承什么是創新,現在還沒梳理清楚?,F在開始進入南宋史的研究也是一頭霧水,這是我們過去重視北宋而忽視南宋造成的困境。

 

另外,我們傳統上了解任何一個朝代,習慣以建國和制度建立以后就代表這個朝代了,比如談漢代就對漢武帝、光武帝了解多一些,唐代就到玄宗一代,宋代基本上也是如此。我們對哲宗的了解是后來才有進一步的提升。用這種方式來理解一個朝代,顯然不足。南宋面對強大敵人超過一百五十年,它的努力,我們卻視而不見。

 

另外,國外學者講唐宋變革,就談到北宋,以為到北宋就完成了變革。實際上我不太同意這個看法,因為變革的領域是多方面的,有些變革進程到南宋還沒有結束,而我們對南宋的很多方面認識還不夠,所以,唐宋變革談到北宋還比較清楚,后面很多問題就不知道怎么再討論下去。西方學界現在講宋元明轉型,同樣因為對南宋的歷史了解不夠,所以現在還停留在口號上。過去有人以為一些東西是從明朝開始的,也是因為對宋到元之間的連續性了解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要重新認識南宋。劉子健先生也提到,南宋立基江南以經濟利益所創造的立國條件和南宋一百多年來所奠定的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對中國傳統影響深遠。如果我們不了解南宋,那么對這一段歷史的社會文化與中國士人傳統的聯系就只能視而不見,沒辦法深入而發展性地去看待。也因為不夠了解南宋,宋到元之間的歷史認識存在斷裂。了解南宋有助于了解宋與后代歷史的關系,以及唐宋變革論中的某一些討論,乃至于北宋與南宋之間繼承、創新的東西到底是什么?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課題。

 

除了政治環境的因素之外,另一個對南宋了解不足的因素是資料。在臺灣,我們有一個理解說,漢唐的研究者可以是通史的專家,但到宋代以后,都是朝代史的專家。因為相關的資料、議題范圍很廣,學者一旦進入,恐怕一輩子都難以跳脫出來。

 

宋代最主要的編年史資料就是《續資治通鑒長編》,但是南宋以后就沒有這么重要的、有豐富內涵的編年性史料,更多的是文集、地方志,還有筆記小說等,這些都是個人或者地方性的資料,對那個時代的歷史只是一個片面的呈現。所以透過個人性的資料去了解這個時代,就相對辛苦——因為資料性質限制了視野的寬廣度,這也是讓很多人裹足不前的原因。再加上南宋資料的版本也有很大的問題,除了各種家刻本、不同時代刻本的豐富度不同,還有被刪減的情況,不同版本的文字內涵也有差異,尤其《四庫全書》一度被認為是了解中國傳統最重要的典籍庫,但是它帶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南宋偏偏有很多問題都涉及金、蒙古,這些內容就很容易被改掉。再來,南宋士人關懷的面向非常廣,包括道教、佛教、民間宗教都被納入到他們的視野,變成他們書寫的內容,可是《四庫全書》基本以儒家為主,其中一些非儒家東西就被刪掉了。所以,這讓我們理解南宋的時候,更多地被局限在儒學、道學中。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從大陸到臺灣利用史料都很不方便,想要找一本比較好的南宋文集并不容易,搜集不同版本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F在整個大環境不一樣了,數位化、點校本、不同版本都陸續出來,所以資料的使用上比以前方便多了,同時學術界之間的交流也方便多了。所以,現在進入南宋史研究有一個很好的條件與機緣。

 

虞云國:像黃先生說的,南宋既是北宋的延續,而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二次立國。這個二次立國的情況比東漢與西漢的差異恐怕還更大些。這么一來,在某種程度上,思考宋高宗的立國和宋太祖的立國,其形勢完全不一樣,這也導致各自后面的體制有很大差異。這是南宋史研究的一個立足點。

 

海外中國學家里有大視野的,除了劉子健先生,還有黃仁宇先生。黃仁宇講,秦漢是第一帝國,唐宋是第二帝國,明清是第三帝國,元代是個過渡。如果按照劉子健先生轉向內在說,第二帝國向第三帝國的過渡恐怕就不是元代才開始,從南宋就在陸續過渡中。這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思考:要把南宋史納入中國傳統帝國轉換這么一個視野里去考察。再者,宋史學界常引用嚴復一句話,大意說,我們現在所有的人心政俗十有八九都是宋代造成的。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恐怕來自南宋的,比出于北宋的要更多一些,這既包括政治文化,也包括日常的社會生活層面和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而且,正因為史料的特殊性,南宋的拼圖到現在還不能說拼得很清晰完整,還有相當的空間,其中若明若暗的地方太多了。這既是南宋史的問題所在,也是吸引力所在。還應注意到,二十一世紀以來南宋史專題論著出了很多,一般能夠考慮到的專題史領域幾乎都有專著問世。但我仍有一個困惑,這些對于了解南宋當然都有幫助,但除了專題的梳理外,如何對南宋史做出一個通貫性的解釋?這恐怕也是我們面臨的任務,也是南宋史研究重要性的另一課題。

 

講到史料問題,如何在史料的拓展和深耕上努力,這對研究南宋史學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對來說,高宗朝的史料比較豐碩,因為有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但高宗朝秦檜專政,很多史料都經過他的改動、洗白甚至完全湮滅。因此,即便李心傳書有兩百卷,以此研究高宗朝還是有問題。當然,《三朝北盟會編》也是相當重要的基本史料,可供了解宋遼金關系,包括建炎南渡以后的情況。但就像黃先生說的,這以后就沒有一部通貫到底的史料,即便有一些編年體史書,篇幅也都有限。宋孝宗也許是高宗以外南宋最重要的皇帝,但這一朝的編年史料就相當少,新點校的《中興兩朝綱目備要》雖有孝宗朝內容,也顯得單薄。所以,現在對孝宗的認識還停留在面上。我寫了《南宋行暮》與《南渡君臣》,有人問是不是還寫孝宗,我就考慮到材料不那么集中好找,至少要把孝宗朝所有在朝官員的文集梳理一遍,才有發言權,這個工作量是挺大的。

 

另一方面,從史料絕對量來看,南宋肯定超過北宋。它的形式不像編年體那么完整,但從占比來說,南宋文集恐怕比北宋文集要多一倍以上,體量也大得多。還有筆記小說、地方志,都比北宋更多。所以史料的總量并不少,問題是處理有難度。也就是說,要做南宋史的整合性拼圖的話,對學者功力和毅力是嚴峻的考驗。既然史料是多元化的——有文集、筆記,文集里有奏議、表啟、書信、墓志銘、神道碑,還有新出土的碑志等等,如何把多元化的史料不斷拓展和深耕,就是重要問題。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華書局點校本我還想補充一點,除了比較容易注意到的史書體裁外,在拓展層面,還有必要關注詩詞?!度卧姟贰度卧~》有很多材料,有些直接關系到南宋史拼圖的局部與細節,有的則涉及惡劣政治生態下歷史人物最隱秘幽深的復雜心態。另外,像話本小說,那些還沒整理影印出版的摩崖碑刻等等,甚至許多書法繪畫作品,都能在某些側面深化對歷史拼圖的細節發掘。所以,在史料的深耕和拓展上要用多元、開放的眼光,讓各種材料供你的歷史拼圖驅遣與服務。

 

黃寬重:開拓南宋史研究要廣泛利用資料,認識到史料的多元價值。

 

 

政治生態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請兩位教授談談對南宋政治變動與政治生態的認識。

 

黃寬重:我以往的研究都是在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上思考政治問題,對政治變動的理解不夠深。后來我寫孫應時發現,如果你要了解南宋的人物和事跡而不了解政治變動,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政治變動在南宋非常頻繁,如果研究一個人物,對其發言的時間與當時的政治變動、政治生態沒有足夠清晰的把握,就會產生錯誤的判斷。政治變動除了帶來人事波動外,宋代的官僚體制背后牽動一個群體,一個宰相上來了,一班人就跟著上來了。這個群體的變動要從政治變動去理解的,而官僚群體的變動又會牽動各種人際關系,以及人物評價。

 

 

黃寬重先生新著《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系》我有一篇談到研究南宋政治史三個視角的文章,就談到對政局變動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后,隨之就會看到一些東西,比如政局變動與死者謚號的關系。宋朝高官逝世以后,通常都會有謚號,但并不是理所當然且馬上就能獲得謚號。李綱是南宋締造初期的宰相,可是紹興十年他去世之后,并沒有馬上獲得謚號,一直到高宗逝世以后,孝宗時才給李綱謚號。這是為什么?其實都與政治變動、政治避諱有關系。秦檜時文字獄影響了大家對時事意見的表達,他們公開表達意見和私下溝通的用詞就不同,而且,死者的墓志銘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刊刻時還可能有變動,都與政治變動有關。

 

二,政治變動帶來人際關系的變化,同時使人的關系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南宋的士人、士人文化或士人政治不是一個集團,是一個變動的群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相對松散。我在考察慶元黨禁和孫應時等人的遭遇時,就覺得以前太過強調政治集團的對立性,而且視其為一以貫之的對立。其實,這個認識是需要修正的。在南宋的政治生態中,當然有人是堅持個人理念做抗爭的,但還有一些士人是在鄉村困苦的環境中掙扎成長起來的,我們不能期待這些人在政治斗爭中做出怎樣的犧牲,所以我是抱著比較寬松的立場去看待和評價他們,而不是用朱夫子的道德意識去評價他們。

 

虞云國:我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紹興體制和南宋模式的問題,還是把政治變動局限在中樞權力結構的層面上。這個變動對整個南宋政治文化,尤其高宗朝的政治文化當然有直接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一體制的建立過程中,譬如軍權的收奪、輿論的控制,包括話語權的操控和政治的整肅,還有一些慶典之類來正面烘托這個體制的合理性。也有學者指出,這個體制是不是影響整個南宋?我想恐怕這是要具體考慮的。比如說紹興體制,和議是這個體制的核心問題,但宋孝宗明顯試圖推翻和議的,包括韓侂胄——不管他的具體動機是什么——宋孝宗曾想對和議進行調整,但最后失敗了。我認為,既然中樞權力結構是君主官僚政體最關鍵的層面,那么勢必或強或弱地影響了整個南宋,比如戰時體制,從宋高宗確立起就一直延續到南宋末年,這一體制的影響實際上是存在始終的。

 

另外,主張紹興體制影響整個南宋,但它的影響在不同問題上又有不同的表現。比如說韓侂胄搞慶元黨禁,不管自覺還是不自覺,實際上還是一以貫之地受到這一體制影響的。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某種體制一旦確立,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具體到君主,宋孝宗強化君權是沒問題的,只是表現方式有其獨特的一面——為了防止像秦檜這樣的權相再度出現,宋孝宗就頻繁更換宰相,宰相作用遭到削弱,那整個官僚機器怎樣有效運轉呢,他就用近臣,近臣不行,再用宦官。中樞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是皇帝和宰相的關系,君主和權相之間的權力邊界到底應該怎么去定位?就要對每一對君相的每個時段做具體討論。所以,我認為宋高宗的君權從來沒有削弱,他允許秦檜在前臺表現,想做的事情通過秦檜去做,做好了,我默認,出事了,你宰相承擔后果。而宋孝宗則是虛化了宰相的權力,君權獨攬,所以宋孝宗時期的宰相沒一個特別出色的。我在《南宋行暮》和《南渡君臣》里說,整個南宋權相專政年代那么長,君權和相權的關系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像宋寧宗、宋度宗完全把君權無奈地讓渡給權相去執行,宋寧宗時期的韓佗胄、后來取而代之的史彌遠都是如此,宋寧宗沒有多大的理政能力,就干脆默認宰相行使這個權力,這時的君權和相權是合二為一的,是相權代行君權。有學者提出,這是不是虛君制?這個說法是值得商榷。無論君權是主動地欽定與授予,還是無奈地默認與讓渡,君權始終存在那里的。君主有能力的話,或者外部政治條件允許的話,君權馬上就會凸顯出來,比如端平更化。宋理宗不傻,史彌遠死了之后,一方面維護他——因為否定史彌遠專權也就否定了自己繼統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主持更化,君權馬上就體現出來了,于是有了端平、淳祐時期的所謂更化。所以,實際上并不存在虛君制,關鍵是君主本人的能力如何?這才是實質所在。

 

《南宋行幕》再者,南宋權相權力那么大,為什么沒出現直接取代君權改朝換代的情況,前輩學者也已提到過,就是由宋太祖確立的、對宰相權力的制度性限制,在南宋也還一直發生著作用。另外,從北宋中后期開始,逐漸形成的新儒家的價值觀,特別是名節觀,對士大夫的文化影響相當深遠。即便權相權力再大,也深知不能取君主而代之,否則將成為萬古的名教罪人。最關鍵的,好像也是劉子健先生說的,經過中唐以后的社會變遷,地方性的大族和地方性的軍隊已不復存在,權相至多追求權力的擴張和家族利益的豐厚而不可能取而代之,哪怕皇帝能力再弱,也要供起來,但這不能用虛君來概括,這與西方的虛君制有本質的差別。

 

對政治生態的認知在南宋相當復雜。如果用紹興體制來概括這種專制極權,大體是沒錯的,但要把君主和權相的個人因素及其階段性差異放在政治生態的具體變化過程中去把脈才能把得精準。像韓侂胄搞慶元黨禁,初期很厲害,后來逐漸松馳,恐怕他的內心世界里還有點反悔,當然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史彌遠就更圓滑,所以我說權相專政的本質沒變,只是不同階段的烈度有起伏波動。另外,這種專制主要對官僚士大夫的精英階層起作用,對疏離體制的一般士人影響不大,對普通民眾也許更是波瀾不驚了。這是考察前近代專制極權時必須把握的時代差別。

 

當然還要強調一點,在整個政治生態惡化或者說是轉向內向的前提下,人是具體的,他在具體環境中會有具體的選擇,就要仔細甄別史料。舉例來說,《宋史·楊萬里傳》說傳主如何和韓侂胄做斗爭,但你去看楊萬里那些書信,他和韓佗胄手下干將京鏜關系就很好。為什么?因為他兩個兒子在官場,關系搞壞了,就會殃及兒子的仕途。細讀文集,就要在這些問題上下功夫。一方面,我們應該贊揚堅持正面價值觀的士大夫,但對惡劣政治生態下做出某些無奈選擇的,只要沒有突破價值操守的底線,還是應該多給予理解和同情。這樣,歷史研究才會有溫度。

 

《南渡君臣》政治生態對中樞權力層面影響最大,對一般士大夫的士風、學風的影響也不可否認。正因為這樣,劉子健先生才把它視為政治文化的轉向內在。從政風來看,南宋政風明顯不如北宋剛健,但只要小氣候轉暖,就像劉子健先生說,中國士大夫始終是熱衷于政治的,始終有家國情懷的,就敢于出來抗爭。慶元黨禁前,彭龜年就很敢講話,因為趙汝愚執政一度出現了所謂小元祐局面,但政治生態惡化后就另作別論了。政治生態對學風當然也有影響,大氣候不行,說真話都得小心翼翼,學術創造也就大成問題??傊?,談政治生態也不能籠而統之,要作具體分析。只有全面了解整個紹興體制下的政治生態,才會把歷史拼圖還原得更趨真實。

 





黃寬重:我再補充一點。其實從皇帝的作為和形象,也可以了解南宋的某些政治生態。一般研究歷史,大概對宋理宗的評價不如宋孝宗,但其實理宗和孝宗這兩個皇帝,都還蠻真誠地面對現實,跟大臣的互動也非常頻繁。比如胡銓、周必大等人常常有機會跟皇帝夜對,從他們留下記錄看,孝宗時代的臣僚對孝宗都極度的稱贊。宋理宗也有很多機會跟臣僚談論,可是那些道學家都直接批評。我覺得,相對于光宗、度宗,理宗和孝宗都是面對朝政并試圖解決問題的皇帝??墒撬涡⒆谝驗樗皇炙茉?/span>的形象,背后又有太上皇的壓力,所以那些臣子其實是透過稱贊他來表示對皇權的某種更實質的維護和尊崇。而宋理宗,因為他的繼位過程有爭議,所以理宗、史彌遠都被批評,尤其是濟王死掉以后,要不要為濟王立后嗣,在朝廷上引起很大的爭議。從理宗的角度來看,他不愿立濟王的后嗣,也有自己的考慮,他期待自己有小孩,但道學獨尊以后,道學家對理宗的批評都非常直接。這背后可以看到理宗和孝宗的即位和塑造形象的過程,引發臣僚的不同評價。其實,理宗是相當務實敦厚的皇帝,從歷史上看,理宗面對的現狀比孝宗復雜得多——從金到蒙古,從和到戰,情勢多變,他都盡心處理。如當蒙古從大理側攻廣西時,負責廣西防務的李曾伯在《可齋雜稿》保留了一百四十二通他直接上奏理宗的文章,從中可以看到理宗的各項指示及戰略都讓我沒辦法想象——理宗曾被塑造成親近女色又迷信的帝王。所以,孝宗、理宗兩位皇帝的形象跟他們的繼承過程和當時整個政治生態、環境有關系。理宗要克服的問題很多,最迫切的是蒙古興起以后如何強化國防,他任用能解決問題的宰相,可是操持輿論的道學家看重的是道德標準,于是不斷批評宰執,理宗也繼孝宗之后不斷更換宰執,是任用宰執最頻繁的時期;但二者的背景完全不同——孝宗頻繁換宰執是為了強化自己的權力,理宗卻招來理學家不斷的批評。在我看來,理宗很辛苦。

 

我還想補充的一點是,南宋科舉考試中士大夫所塑造的忠君的傳統。這些宰執都是在這樣的傳統中培養起來的,所以他們只能代理,但不敢僭越,更無法取代。

 

虞云國:因此,理宗的端平淳祐期間問題很復雜,就像你剛才說的情況,這些大臣都很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主張。

 

黃寬重:所以,我覺得如果深一層去看,為什么會出現賈似道,為什么賈似道需要去籠絡這些士大夫?其后的因素值得探討。

 

 

剛才老師提到宋代的文集、地方志等形式的史料,其實這也與宋代社會的移動有關,請老師談談對南宋移動社會和知識結構的思考。

 

黃寬重:我覺得這個議題可以開啟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以往我們對中國史的了解一直都停留在農業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確實一直到民國時期都是這樣。但是我覺得還是有相對性的變化,宋以前變動比較少,宋以后整個社會有比較大的改變,改變的原因包括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貿易(境內貿易、海外貿易、邊境貿易等)、商業的蓬勃發展,還有科舉考試的關系,讀書、考試就要離開家鄉到陌生的地方,這樣的人群在南宋是非常多的。就官員而言,宋代規定官員不能在一個地方久任,還要避籍、避親,所以頻繁調動;軍隊、武官也是這樣。除此之外,還有四方游走的江湖詩人等等。流動的人接觸到陌生的環境,看到與家鄉不同的東西,他就會記錄下來。各種講花、講茶葉的譜錄,印刷成小冊子販賣或分送給朋友、流傳到異地,這些譜錄形成各具專業的知識系統。多元的知識透過移動環境開始建立,新知不斷涌現、匯總。這些類目繁多的出版品,加上各種文集、叢書和學術專著都是各類知識的匯流,這種現象與影響,同樣值得研究。

 

你看像《朱子語錄》,在他生前就開始印,之后又有很多流傳。我在劉宰的《漫塘集》中看到朋友送他《朱子語錄》,他也轉送給朋友。朱子逝世后不久,士人之間就對朱子有評價,并且互相交流,形成一個知識交換的系統。南宋的知識交換,遠超乎我們之前的了解。南宋出現的很多對新知識的匯總,甚至變成一門學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也是延伸到元明的一個重要基礎。所以元明以后的出版或者文化活動并不是那時才開始的,其實與南宋江南的政治社會環境有關。

 

朱熹像但如果要談南宋文化層面的發展,首先擺脫不了科舉??婆e讓很多人求知、受教育,又免不了涉及經濟——沒有一個相對富裕的環境,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考試,不可能有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匯總這些面向的知識,才能夠對南宋的了解更全面,尤其是對南宋中晚期的評價,這方面實在值得做進一步的梳理。

虞云國:除了科舉導致的社會移動以外,我想在大背景上,唐宋社會變遷還是深刻的,原先的階層固化被打破了,士農工商從社會身份角度來看都是平等的。整個宋代,尤其南宋商品經濟的繁盛讓社會流動成為必要,城鎮的發展則為這種移動提供了可能。我在寫《水滸》隨筆時就特別寫到客店。

 

 

南宋士人回歸鄉里,在基層秩序方面頗有作為,這也是宋史研究一個挺重要的問題,兩位教授是不是能談談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黃寬重:這個問題我不是那么直接落到真正的鄉村,但是南宋士人對基層鄉里社會的經營和關注值得我們去了解、認識。我們知道朱熹首辦民間社倉,類似這樣的鄉里活動,多是士人回歸鄉里以后所推動的。就像孫應時在家鄉雖扮演不了什么大角色,但鄉里人之間的各種糾紛,他也幫助化解;還有鄉里之間的互助組織,比如鄉里人要去考試需要經費,除了有錢人資助外,還有很多名為義約的互助系統來支持。地方士人形成一個互助、自助的力量,彰顯地方意識、地方榮耀的觀念在南宋越來越清晰。以往我們在地方上??吹降氖窍荣t祠,但南宋出現了鄉賢祠,這就是地方社會成長的標志。還有就是比較密集地書寫、出版地方志,這也是塑造地方意識很重要的方式。

 

南宋時期國家處境艱難,朝廷要廣籌財源以應軍需,財政中央化明顯,而地方政府承擔巨大財政壓力,難以推動具體建設。此時起到彌補地方財政窘困的一端是地方富豪與士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南宋剛好也是宋代政治的一個轉折。從北宋起中央政府一直要深入基層,可是到南宋以后,地方力量卻趁中央財政收緊的時候,在地方開始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南宋地方力量的成長有它的發展背景,在這個過程中,多方人物是一起參與的。這種現象同樣值得我們去梳理,我比較看重的是人在這個地方的角色。簡單歸納起來,我認為士人在南宋開始形成一個地方的中堅力量。士人所形塑的社會力和文化力都不容忽略。

 

虞云國:討論到鄉村基層秩序的建構過程,是否可以從兩個變化或者兩個背景上去考慮。一個是唐宋社會變化以后,國家如何通過鄉里制度等行政層面的設計來重新建構基層社會的秩序;另一個是中唐以后原先的大族退出歷史舞臺后,地主和科舉士人成為重新建構家族制度的主導力量。宋代家族選族長,一般選做過官的,其次再選讀過書的,選尊長者。我們說士紳社會也好,鄉村社會也好,至少南宋已逐漸往這個方向發展,成為一種社會的、文化的引領性力量。而在宋代,總體說來,這種引領是比較良性的——當然惡性例子也有,但主要是良性的,包括社會救濟、鄉里互助等等。當時整個新儒家、理學剛剛建立,還有生命活力,士大夫的初心確實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另外,我想補充的是,如果把紹興體制下政治生態的總體惡化也考量進去,可以稱之為種豆得瓜。一些士人本來就有經濟基礎,又讀過書,當他不愿再為朝廷服務時,朝廷拿他也沒辦法,這些士人就沉入基層社會去實現他的理想。劉宰就可能屬于這種情況。

 

正是這些人逐漸成為鄉里基層社會的領導力量,社會矛盾也好,民眾危難也好,通過他們的發話、他們的指導、他們的籌劃,往往能得到比較妥善的解決。還有地方教育也是如此。而社會鄉村基層秩序的相對穩定,反過來也為南宋政權的穩定奠定了最基本的、最深厚的基礎。否則很難設想,南宋政權為什么長時期存在,而且社會動亂這么少。

 

 

過去的刻板印象中,好像南宋理學昌盛但對社會有禁錮之感,但另一方面,從文集等資料中看到的南宋社會、文化又很多元。兩位教授怎么看待南宋思想學術的內向和創新?

 

白鹿洞書院今貌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前面強調每個皇帝會決定他特定的政治生態外,學術發展本身也有它內在的理路。像浙東事功學派,非要通過當地具體的社會實踐才會形成特有的思想體系,這與南宋社會經濟的發展催生功利思想的成熟是有關系的。另外,在理學發展中,程朱是一條主線,大程子到陸九淵是另一條心學主線,從思想發展角度來看,程朱這條線勢必要經過與心學的交鋒、完善才能達到最后的集大成。這些學術內部發展的動力,也要考慮進去。

 

另外,疏離于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其他文化領域在南宋的發展勢頭也相當良好,比如科學技術里的數學,指南針與印刷術的普及,火藥武器的完善,還有工藝美術,等等。但整體表現上確實不及北宋那么氣象闊大,繪畫上就有馬半邊”“夏一角之說,外部環境的逼仄導致這么一種內向的繪畫風格。

 

說到唐宋社會變化,很多領域的變革是并不同步的。比如文學藝術里的戲曲和小說,中國的長篇小說要到元明之際才出現,醞釀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呢?是宋代話本。只有大量的短篇話本累積到一定階段才形成長篇小說豐富的素材。戲曲也是這樣,宋代雜劇就是插科打諢的小品,這樣小品多了以后也會對整個戲曲發生影響。后來隨著市民文化欣賞趣味的勃興,南戲在溫州地方出現了,而后又與金元雜劇匯流入明代戲曲。要說整個唐宋變遷的話,到元明之際,文學藝術領域的小說戲曲才最后完成轉型。這些都要把它考慮到文化變遷的過程中去。

 

黃寬重:我也想補充一點,南宋理學發展的多元化,我們也需要了解,慶元黨禁表面上是封閉傷害,卻也是理學向下扎根并且跟新的勢力結合,創造新的理學興起的契機。我們需要對這個過程有所了解,不然好像理學既被整肅壓制,卻在理宗時突然迸發出來。其中的脈絡實宜重新思考。

 

 

這次南宋史會議上,信息傳遞是一個主要議題,請兩位談談對這個議題的思考。

 

黃寬重:這是鄧小南教授和我一直看重的。我們以前做歷史研究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因此制度面上的東西就顯得靜態,但如果加上信息的視角,可以看到動態的發展。

 

訊息傳遞在南宋有其特點,第一,南宋在對外軍事方面壓力特別大,和戰情勢丕變,所以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敏感且重視,軍事情報系統在南宋非常重要。第二,信息的傳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南宋朝廷所有的人事與重要法規的變動都向外公告,就是邸報,這是知識分子通信中所關注的重要內容。中央朝廷起起伏伏的人事變動、政令的更新發布,都會觸發地方上官員或士人的敏感神經,一有朝廷的消息,他們之間就會通信、討論。我覺得這部分其實是可以開展新研究的一些路徑。

 

虞云國:我補充一點,就是南宋整個政治生態有時候其變化頻率相當高,各個不同群體,包括在朝、在野的官僚與士大夫,都希望通過信息往來進一步證實或者補充邸報以外的東西,他們通過這些信息渠道在朋友圈里傳播消息、吸收消息,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斷和應對。

 

黃寬重:我從孫應時跟他朋友的聯絡就看到很多現象。孫應時從四川返鄉路過臨安的時候,剛好光宗要遜位,他聽到朋友的消息就寫信給遠在四川的長官丘崈,說我們很期待你回朝,但又說這個話不宜講得太清楚。你看基層的官員到臨安就可以聽到各種朝廷變動的消息,透過通信傳遞出去。所以如果沒有從信息傳遞的角度去理解的話,就對書信內容缺乏現實感覺。

 

 

南宋歷史人物,特別是忠臣權相的形象與評價是一般讀者特別有興趣的話題,請兩位教授談談對南宋人物的評價。

 

虞云國:我先說一下對四大權相的評價?,F在好像寫翻案文章,甚至翻案著作的人還是不少。這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學術討論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另外就是在評價過程中也還有方法論的問題,還要注意如何從史學出發和價值觀問題。

 

先說秦檜,蔡涵墨那本著作當然有可取的地方,比如說復原了秦檜和道學的關系,這個面相還原得很好,但在對秦檜的整體評價上,方法論上卻有可以商量的地方。第一個,解構主義方法過于濫用以后,就會把很多東西消解于無形,導致歷史永遠講不清楚。第二個,因為從解構主義出發,有時候就會混淆史學敘事和文學敘事之間的差別。在史料處理上,我們當然要注意小說筆記和墓志銘傳記之間的差別,那么在敘事上也要區分史學敘事和文學敘事的差異。第三個,他對某些文本處理的觀念,也是有問題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他認為秦檜的很多資料已經被洗白了或者流失了,所以秦檜的真相永遠不可能再現,這就過于絕對。史料總會通過種種方式,或多或少地流傳下來。歷史學家就是在流傳下來的各種史料里盡可能地拼綴、復原歷史的實相。其次,他對史料的錯誤理解是:最早的史料是最接近真實的,這個觀念大有問題。秦檜在世時的記載和秦檜死后高宗相對放寬言禁時出現的口傳史料,哪種更可靠?如果認定前者更可靠,這就值得商榷??趥魇妨?,包括后來追憶的史料里,當然可能會有些記憶錯誤,但把這些剝離以后,恐怕在某種程度上要比前者更可靠。最后,中國人研究中國歷史,對中國專制主義的感同身受,海外學者畢竟沒有這種感覺。

 

蔡涵墨《歷史的嚴妝》秦檜這個人物有其復雜性。對秦檜的評價,一分為二地看,客觀上他對紹興和議的推動作用,應該加以承認。問題在于推動和議過程中,有一些是作為宰相、作為政治家應該去努力爭取的東西,秦檜出于私利而棄之不顧,歷史就要追責了。比如最后與金軍的柘皋之戰,宋方是有能力進行集團作戰,以便取得更多的談判籌碼,但秦檜與高宗出于既定的求和方針,只要金軍撤回淮河以北就不再打了,這是值得追究責任的。另外,紹興和議確立后,他為了維護這個體制,動用整個政權力量來整肅與迫害反對派,這對南宋士氣的不振是起惡劣作用的。我贊同黃先生說過的,宋高宗也好,秦檜也好,殺岳飛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把整個知識分子的銳氣都給打掉了,這才是大問題。

 

關于韓侂胄。我剛出版《宋光宗宋寧宗》以后,有前輩學者跟我說過一句話:你要知道,韓侂胄問題上有些記載是因為他倒了沒有人為他辯護,有一些是疊加上去的污水。這一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目前對韓侂胄和趙汝愚的紛爭,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我認為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他在后期實際上也確有改弦更張的意向,但嚴重的后果已經釀成??傮w上,我對韓侂胄是批評否定為主;但只要有史料、有理據理,對他的某些方面再作梳理重作評價也是學術發展的正?,F象。

 

史彌遠這個人物黃先生最有研究,我談一下粗淺的看法。外事寬容,內有城府,我用這八個字來概括他。王夫之說他,自利之私和利國之情,交縈于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這個評價基本上是成立的。但也得承認,在嘉定政治中,他對于宋金防務還是有所措置的,包括后來涌現一大批抗擊蒙元的戰將,都是出自趙方、孟宗政手下,而這兩個人與史彌遠在朝政上是有交集的,那至少史彌遠在這方面還值得肯定,但他在處置李全問題上是有點搖擺不定的。

 

賈似道像關于賈似道,他前期有過不俗的政績,局部打仗也有他的能力,不像后世所說僅靠著賈貴妃的裙帶關系上去的。近年有位文學史學者寫了一本《賈似道及其文學交游研究》,講賈似道的政治活動和文學交游,她有一個總體看法,南宋滅亡就像黃先生說的是癱瘓,到最后拖著拖著就該死了,你不能把該死的責任最后全部壓到賈似道身上。這個評價是可以接受的。但賈似道后期也確有問題,既然大權在握,在宋蒙抗爭上有些該做的沒做,這就導致南宋的命數沒能在他任上拖得更長一點。

 

總之,對這些權相,還是要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他們。

 

黃寬重:史彌遠,我覺得是還可以研究的。在我看來,嘉定時期和理宗即位以后,他在政策上的伸縮和他對蒙、金的政策上的轉變,都是值得再評估。誠如你所說的,嘉定時期他用包容政治想調整韓侂胄執政比較對立激烈的政策,但他對道學也不是一下就平反的,而是逐步調整,有一個過渡期,我覺得在舊的問題上再梳理,是一個好的現象。

 

以前研究宋史或者對宋史不夠了解的人,通常都覺得嘉定以后的南宋完全不可取。史彌遠開始南宋就壞了;南宋滅亡,賈似道要負頭等責任,第二就是史彌遠。我覺得這樣的歷史人物評價固然是一端,但不是了解南宋中晚期的一個正常的現象。南宋中晚期絕對不是如一般人所說貪污腐敗、戰禍連綿、民生涂炭這樣簡單的印象。其實,南宋到中晚期,第一,宋金宋蒙的戰爭是一個局部戰爭,不是全面開展的戰爭,它的破壞性不如后世所想象的那么嚴重。雖爆發戰爭,江南社會并沒有受到大的影響,這和北宋滅亡與南宋初年是有差異的。第二,我們也可以看到包括新建學校、各種水利設施,還有經濟活動、文化的多樣發展,以及各種養生、醫療活動形成風氣,如果不是在一個經濟還相當充裕的時代,不會有這種多元的發展。南宋晚期,都城臨安各方面的活動都很蓬勃。所以,評價它絕對不能只從一個角度。我認為如果從南宋對后代的文化影響,不能遺漏嘉定以后的多元發展。孝宗朝只是興盛的一個,后面的成長和多元的發展其實是嘉定時期給了它們很多很多有利的因素。簡單地說,現在應該是我們重新梳理南宋中晚期各種研究面相的時候,不要被以往很單一的價值觀所限制。

 

虞云國:這個我也有所思考,開禧北伐對南宋財政經濟是很大的傷害,但當時出現的會子危機到嘉定時期就有所好轉——當然到賈似道時期又不行了。在這些方面,已有研究確實還有所不夠。也就是說,在經濟方面,在宋金防務方面,史彌遠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肯定,恐怕還要根據深入的研究做出客觀的評價。

但是有一點,在評價他對于當時的社會經濟,包括對外戰爭的正面作用時,史彌遠專政時期整個政治生態還是有它負面的影響。所以,要把這些正負面評價在整個歷史敘事中把握好。

 

黃寬重:因為他看到韓佗胄因戰而死,而且死的下場很慘,所以他緊守和議這個立場,即使金朝局勢已經變動了,他還不敢輕易變動,這個政策自然引起內部包括道學家在內的很大的批判。那時候蒙古興起造成華北的癱瘓,不少南宋人士認為這是恢復的好時機,但是他面對很多種交織復雜的情形,包括李全起來以后,怎么利用和分化他們,他卻舉棋不定。他以為和議體制要持續下去,擔心政策轉變會危及整個政權。

 

 

科舉之外,在官員的升遷上薦舉制度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這次南宋史會議上也多有討論。請兩位談談這個問題。

 

黃寬重:以往研究過度強調科舉對士人的影響??婆e當然是可以改變個人命運和家族的地位。但是我們長期忽略士人在往上爬的過程有一層一層的篩選制度。在宋代,這個篩選是透過薦舉制度完成的。比如地方的基層官僚任期到了要考核,要升官,需要五封推薦信,其中三封是你的直屬長官證明你的能力,這樣經過很多種程序才能夠上一個臺階。所以能上去的人相對少,很多人因此長期停留在選人的階段,這也造成士人回歸鄉里經營地方的一個重要基礎。

 

科舉考試關乎士人前途,機遇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運氣好才能考上。而薦舉制度除了個人能干以外,還要看人脈關系,人際關系卻不是突然間就可以建立的,長期互動要取得信任。相對而言,高層官僚的子弟更有優勢,但對一般人來講,人脈是要長期、多面向去經營的,它可能建立在同學、同僚、同鄉、同年等等多方面的。南宋士人很重視這些關系,他們建立關系的形式也很多,諸如詩詞唱和、文物古玩的交流等途徑,來塑造某種身份認同。這種認同強化了某一些人際關系,有利于他們的仕途升遷。但培養文化文學藝術的才能,也是化解政治變動、對立的一種軟性的東西。所以當我們研究南宋一些很剛性的議題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文化在中間扮演的角色。文化交流和人際關系,在了解南宋的政治文化生態的時候,也是一個值得觀察并且再進一步去討論的方向。

 

以往,學界探討制度方面的成果相當豐碩,但是制度下面、影響政治過程的因素和環節仍有很多值得再討論的空間,所以南宋還是一個值得學界同仁深耕的時代。

 

虞云國:我補充兩句,以往講科舉制時,往往過多強調考取進士以后馬上就能釋褐做官了,北宋前期有過這種現象,但越到后來,尤其南宋以后,這種情況越來越少。黃先生提出要重視選人到京官這個大坎上薦舉人、薦舉制的重要性,這對研究科舉制也好,研究士人社會也好,研究某個具體的讀書人也好,都是很關鍵的。這里還可以加個視角,就是在經營人脈過程中,歷史是有相似性的,出身高官的子弟不必打招呼,其他官員都爭向做你的薦舉人,而貧寒子弟就很困難,像孫應時這樣的人就在底層苦苦掙扎。再加上整個南宋紹興體制的延續性,政治生態變動不居,人脈經營不能是單向度的,你現在是上級,我巴結你,萬一哪個政治風浪一來你下去了我怎么辦,這就決定了經營人脈要廣種薄收,才能確保他的進階之途。這樣,才可能真切把握宋代底層官僚的生存實態。

 

另外,薦舉制是影響已入仕途的下層官員的晉升之道。由于機會稀少,大量賦閑待缺的士人一等就是好多年,待缺的時間比做官的時間還長,這么一來他們就有大量時間,一是從事地方社會秩序的重建工作,二是從事仕途以外的文化活動——一方面也是繼續經營人脈關系,另一方面客觀上推動了各種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影響到整個南宋士大夫的生活狀態,像賞書畫、玩金石、造園林、著譜錄,寫筆記等等,這種生活常態和文化追求影響到整個南宋文化。這些退居士大夫官員的生活方式又明顯傳染到元代和明代的士人。從這個角度看,講南宋文化影響八百年也可略備一說。

 

 



斗地主赢话费